平博体育,平博体育官网,平博体育APP下载的历史源头是1895年日本对晚清中国的掠夺，近代中国因应外患入侵而启动的文明转型也在此时开始。正因为如此，光复台湾的使命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工程的历史原点。

　　对日抗战50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光复台湾、政治上恢复主权，是中国人民以血肉创造的历史进程。然而，1945年光复台湾后，在中国内战与包括美日同盟在内的世界冷战的双重构造下，台湾很快又沦为美日新殖民地，然而这却成为现代意义“”想象的开始。

　　因此，现代中国排除外来压迫、，或者说台湾复归新中国，包括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的正义实践，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台湾再光复。隆重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正是对这种文明意义的负责任宣言。

　　回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当今世上只有日本和台湾地区公然。其后，AIT（美国在台协会）以宣称“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未定”来助阵，表现了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双重殖民的关系，以及战后法西斯势力并未根绝的事实。

　　日本和台湾地区九三阅兵，表面原因是争议历史解释权，其实是中国内战与世界冷战双重构造的历史遗绪，也是日本和台湾地区政治属性的反映。美国是这种政治属性的“扛把子”，同时也是继承与升级日本法西斯的全球化新法西斯霸权。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殖民地、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在，就是日本征服未竟的“大东亚共荣圈”。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所以只有中国大陆除外。这种政治格局，是对中国人民持续推进反法西斯工程，直至完全胜利的历史召唤。

　　也就是说，历史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考验远不止于对日抗战胜利：内有文明转型期间的国共路线矛盾，外有美国新法西斯控制下的新殖民地岛链围堵，而成为这种内忧外患的集中表现──既是内战遗留，又是外力抓手。

　　美日新旧法西斯利用破坏中国的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对中华民族构成台湾再光复的必要性──正因为二战后新法西斯势力操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事实，明白告诉中国人民：台湾光复不止于《马关条约》后的50年抗战，更有赖于《旧金山和约》后对于台湾再光复的持久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中国文明转型与民族复兴的任务落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与历史在1949年的选择。1971年，联合国大会追认这种选择的合法性，第2758号决议就是具体文证，那天正好是台湾光复节。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本的受降典礼。

　　不甘失败的僭用后来被联合国否认的“中华民国”，长年以“”军事统治台湾，强以“中国代表性”灌输台湾民众。台湾民众被输入“中国代表性”，却与“中华民国”的统治边界大异小同、甚至敌对，结果就是台湾（人）既区隔或有别于主政的中国大陆，又逆反或盲从当局的政治教条。

　　难怪“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说：“台湾人是在中国的统治下，才真正反中国……有意无意间，的差别待遇政策恶化台湾人原来对所有大陆人的敌意。”[1]──以自揽建构的“中国代表性”来统治台湾，造成台湾人逆反中国（人）和大陆人的敌意，这分明是蒋介石集团对岛屿的“”恶政使然，却殃及整个中华民族。

　　但反过来看，对虚构的中国政权反射遍及全中国的敌意，难道不是虚妄的想象和自欺而已？毕竟政权早已无法代表中国（人民）。更何况，在这虚妄的基础上建构“想象的共同体——台湾民族”，难道不是进一步重蹈虚妄自欺的覆辙？

　　这种意识形态的台湾（人），恰恰是美日同盟的可乘之机，台湾遂成为法西斯外力阻挠中国复兴的前沿，再次充当日本法西斯以华制华、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原来曾经代表全中国与领导对日抗战的“中华民国”，如今彻底异化为“抗中保台”的政治掩体和符号。

　　这就决定台湾再光复的历史进程，除了要排除新旧法西斯外部势力，还要解放已成为国家统一障碍的异化物。

　　今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透过“代表权／主权／管辖权”的语汇组合，来表示自1971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以不同方式行使对台湾的主权权力；并以二战秩序和国际承认作为一中叙事的主调，来驳斥赖清德声称“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的说法。

　　其实赖清德的说法，不过是混淆主权权力与实际统治，何况实际统治未必是合法统治──如美日法西斯统治琉球。“从未统治台湾论”只能强化“中国内战未决”的实况，却无法缔造“台湾地位未定”或“台湾已经独立”的结果。

　　也就是说，根据1943年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战后秩序的正统基础是“反法西斯战争成果”，而不是“旧金山体系”──美国违反同盟国决定的战后秩序，在《旧金山和约》中刻意模糊台湾地位，再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干预中国内政，自属非法的帝国主义行径。

　　中国领导人民在1949年做出的历史性选择，震动一切帝国主义、新旧法西斯和国内的买办资产阶级，导致美国组织起以“冷战”为名的全球性围堵链，这就是《旧金山和约》与《台北和约》的线日，“日台合约”在台北签署

　　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以改造日本来剑指中国和苏联。“北约”12个创始国，以及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等与美国军事同盟的亚太国家，违反《联合国家宣言》不得单独同敌国媾和的规定，在排除中、苏两方的算计下，全部签署了袒护日本的《旧金山和约》，制造出朝鲜问题、琉球托管和“台湾地位未定论”。

　　到了对日抗战时期，蒋记国民政府指挥失能、、派系政治、民生困苦的病灶加速积累，且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进一步恶化──蒋介石自毁统治中国正当性的行为在于启用日军打内战，为此还包括纵放冈村宁次。

　　在辛亥革命前，较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有蒋百里、蔡锷、张孝准、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等人。蒋介石也在那时留学日本，不过他是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东半殖民地战败国的学生向先进的战胜国取经，成为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客观背景，这种背景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体系。保定军校前九期教官中，多数人拥有留日背景，蒋百里制定的《军事教育大纲》就以日本陆军大学的教育模式为参考蓝本。

　　如此一来，早期军不仅在战术、炮兵、步兵操典方面深受日军体系的影响，甚至在“绝对效忠”与“牺牲精神”方面也不免武士道的浸染。但这种源自日本封建幕府的家臣思想，容易导致军官走向派系化，以及无谓牺牲的决战模式。

　　至于地方军阀如晋系、桂系、滇系的首领和高级军官，也多选择去日本军校镀金，来增强权力。尽管后来国军阵营有德系、美系的装备与顾问加入，但由于更早期的日本化国军已高升领导位阶，于是国军教育、作战和指挥体系就形成日系主导的倚外自重的各色拼装部队。当国军与侵华日军对阵时，在双方高层看来就成了“师友会”。

　　领导层把苏联的军事组织与中国农村游击战的需求结合起来，既不同于苏联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红军，也不同于苏联工业条件下的阵地战模式；而是立基于中国农民的军队，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展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称：蒋百里更早提出持久战。但后者依然是日本军事传统中的线式防御──通过构筑连续防线（如战壕、碉堡、铁丝网等）来阻滞敌军进攻，并依靠火力优势来消耗敌军，比如“三阳（洛阳、襄阳、衡阳）”决战思想即是。但以国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若照搬这种日式要塞化战法，只能是填充、耗损更多人命。

　　以抗战胜利前一年为例，冈村宁次、畑俊六等人敢于发动豫湘桂作战，就是不把国军布置出于己的线个月内，日军拿下百余座大小城市，伤亡国军逾50万人，攻陷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领土，相当于1个白俄罗斯，或者6个台湾省那么大。这种溃败甚至动摇了罗斯福对中国抗战的信心，间接影响雅尔达密约以牺牲中国权益来换取苏联参战。

　　但是，豫湘桂正面战场的溃败与敌后战场的反攻也形成一种对比，反映的是国共两党抗战路线的差异──倚赖外援的阵地战被动防御，对比群众路线年冬以后，随着欧洲战局日趋明朗化，蒋介石自淞沪抗战以来倚赖英美外力打败日本的想法就更加失控，进而呼吁美方“欧亚平分论”，成为豫湘桂国军大溃败在战略思想上的原因。[3]

　　反观共军方面，可借用1944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报告来一言以蔽之：“The Communists are the only truly unified, disciplined, and popular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是中国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力量。）蒋介石虽然在日记（1944年11月）中写道：“美军延安视察团所见者，仅共方作戏，未察其真。”酸味很呛，但反而佐证该报告的影响力。

　　以典型的蒋介石中央军嫡系汤恩伯为例。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一开打，积极消极抗日的汤恩伯溃退出逃，竟被“宁受敌寇烧杀，不愿汤军驻扎”的豫西民众截击缴械。抗战胜利后，汤恩伯积极包庇在豫中会战一举击溃他的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使后者逍遥法外。内战失败后，汤恩伯出卖恩师兼老丈人陈仪，以图蒋介石垂爱，最终却以妻离子散、病故日本收场。

　　曾任南京《》战地记者的龚选舞通过一位苏北老同学之言，回忆国府垮台前夕：国军为求作战方便不惜拆毁民居、拉夫征粮，甚至放火烧了妨碍其视界的整条街巷；而共军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殷勤做到军民一家。龚选舞评说，国军统帅只知军事理论，成天计算彼此的武装和兵员，就是不曾算及民心！军队失去了民心，“这样的仗怎么能打？”[4]

　　为了平衡勾结日伪势力对国军抗战正当性的损害，同时缓解内战失败的合法性焦虑，生成一个“七二一方针”（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1956年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1969年郭华伦的《史论》，以及1985年编辑出版的《活动真相》等，都不断复制这个没有文献出处的故事。

　　“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源自武汉会战后，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转向消极，却在表现上频刷存在感，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就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了所谓“李法卿供述‘七二一’的材料”，以便在抗战成绩的舆论上争取同情和支持。

　　国共路线之争从抗战打到内战，“七二一方针”的故事也被转进台湾。通过统治和民众的盲从心理，以及学术包装下的抗战史研究，“七二一”成为台湾民众对抗战的先验性认知和口头禅。克绍箕裘的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时，就认真复诵“七二一方针”的故事来平衡他们被历史证明的失败路线。

　　抗战路线的实质，是在战略上建立敌后根据地、实现兵民结合，用减租减息、生产自救来支撑持久战的物质基础，再通过教育、组织和动员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在战术上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运动战，主动打击日军，而不是消极发展。换句话说，的发展是服务于抗战全域，通过统一战线凝聚力量，而不是割裂抗战与建设的辩证关系。

　　其实抗战作为全民族的历史资产，并不是单一政权继承全中国的法律或制度保证。蒋介石、汤恩伯、何应钦这些半封建时代出身半殖民地中华民国的旧式军人，并没有在文明层面上带领中国人民反殖去殖、为中华民族开创独立自主新天地的格局和胆识。正是那种对美日新旧法西斯的妥协、屈服与勾结路线，才更突出以人民路线反帝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的价值。

　　这些数据虽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缓解逾50万建制部队和近百名国军将领降敌的难为情，整个民国抗战时期的附日伪军甚至比侵华日军还多！试看《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未公开或存在争议的密谈等，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曾被学者做出不同解读，或说“汪蒋通敌一明一暗”，[6]或说“蒋以为名来掩护抗日为实”。[7]

　　1949年10月以后，带领被蒋介石掏空资产的大陆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自1950年起，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剿匪平叛、金门炮战、平定西藏、抗美援越、威慑葡萄牙、教训印度、珍宝岛对抗苏联，新中国通过20年内外烽火的试炼，才被联合国正式追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代表性，国际社会才真正认同“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承受大陆黄金白银的台湾却沦为依附美国的新殖民地，蒋介石集团则是中国内战遗留的依附型买办资产阶级。换句话说，僭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本质是中国内战遗留与国际新旧法西斯势力合流的产物。1949年日军顾问团、1951年美军顾问团、1963年德军顾问团纷纷驻台，这些无不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命运。

　　正如《中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明示， 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说，1945年签署《联合国》时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与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存在本质区别，后者已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

　　从现代出问题，在历史找答案。美国新法西斯在九三反法西斯阅兵后挑起“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原因，就是统治台湾地区的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然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对台主权。不仅1950年3月，非法“复职”的蒋介石亲口坦承“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早在1928年蒋介石定都南京时，命名者章太炎就公开说过中华民国已经亡了。[8]

　　正如“台湾民族建构论”学者施正锋所说，“反中”与台湾自身政治认同的真正来源，是由于两蒋提供全岛性的“中华民国体制”明显区隔于中国（大陆），到李登辉掌权时更无心与竞争中国的正统。[9]也就是说，在“”学者看来，台湾政治走向“化”的真正缘由，是蒋介石撤台后提供的“中华民国体制”使然，而不是一般人被误导的所谓李登辉如何如何。

　　既然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已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无权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因此也就无权处置已经归属中国的台湾地区，从而说明1952年的所谓《台北和约》，自始就非法且无效。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林满红认为二战同盟国的战时宣言并不等同战后条约，后者如《台北和约》才能确认台湾归属“中华民国”。

　　在亲美拒统的法西斯势力框架下，林满红与岛内政界、学界、教育界的大多数人相同，都屈服于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差别在于林满红不但主张1952年的《台北和约》是前者的子法，更强调这对母子赋予“中华民国”国际地位与主权人格。这样的认知恰恰说明：“中华民国”从二战反法西斯主体走向战后新法西斯附庸的事实。

　　《旧金山和约》是服务于美国主导太平洋围堵链的产物，只不过借口“对日和约”罢了。其用意在改造日本成为美方的殖民地与反中前进所，排除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和地位，并获得国际承认的一场忽悠仪式。其“前言”明示所谓战后对日和约的时间范围，是指“太平洋战争期间”（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51年9月8日，美国代表迪安·艾奇逊以国务卿身份签署《旧金山和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拒绝这种无视近代中日战争起自1931年的和约。然而，殖民地性格的蒋介石本着对外“要五毛给一块”的卖国情操，不但认同《旧金山和约》为母法，更在《台北和约》第四条明确孝敬为：“兹承认中国与日本国间在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如此一来，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国代表的和约下，中国对日抗战是从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对日宣战才开始算数，总计不到4年，比美国人还少一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血拼新法西斯侵略的时候，蒋介石驯从美日以冷战叙事来取代中国对日抗战的反法西斯史观。于是1941年12月以前，九一八、一二八、东北抗联、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七三一、淞沪抗战、平型关战役、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百团大战……全不作数了：中国抗战沦为美国主导的“太平洋战争”的随从，包括1945年光复台湾。

　　鉴于林满红的观点与蒋介石的意图相契合，又能均霑岛内蓝绿选民，就在2008年掌权后任命她为“国史馆”馆长，以强化“台湾-中华民国”论述。尽管在口头上反对两岸“两国论”，但在行为上却经常配合不来。正如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多次写下“倭寇”，但在行为上却十足的惧日崇日，抗战胜利时如此，内战失败后更是如此。

　　日本人也投桃报李，为蒋介石建了“中正神社”与“以德报怨碑”。有“昭和怪物”之称的军国主义者矢次一夫曾说“是日本的分家”，并成为“日台一家亲”的牵线月，矢次一夫陪同甲级战犯兼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7月27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日本为联合国安理会候补的声明。1969年，照例连任“总统”的蒋介石还为矢次一夫颁授“中华民国一等奖章”。[13]

　　蒋介石拿“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来勾结日本军国主义者，其后才有一帮哈日的孝子贤孙出台，李登辉固不在话下，吹捧八田与一的口技也不遑多让。2022年，“满洲之妖”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继承被枪毙的命运，蔡英文以为“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而降“国旗”致哀，朱立伦没事找事也学舌降下“党旗”致哀。

　　抗战胜利80周年，人揪团赴日本弯腰献媚，面对大陆则个个高喊对等尊严；人追随日本天皇说“终战”，追随说辛亥双十是“国庆节”，还阻止抗战老兵赴陆参加阅兵式。抚今追昔，说起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真正该降旗致哀的对象难道不是“已经灭亡的中华民国”？毕竟，抗战老兵曾经是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唯一证明。

　　自1949年以后，自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蒋介石领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残余势力台湾，阻断台湾迎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时代，并以台湾延续半封建式的半殖民地──“中华民国”。说他封建，是因为蒋氏父死子继，台湾政治如古代朝廷世袭；说他殖民地，是因为台湾受制于美日新旧法西斯势力，沦为外力的反中马前卒。

　　1950年6月，蒋介石秘密请求出卖“中华民国”政府与军队的指挥权给日本的麦帅总部，以换取指挥权不交给孙立人。[14]对内方面，蒋介石扩大滥捕滥杀，包括对吴石将军案的直接干预。二十多年后，副官钱如标润滑蒋介石的肛门意外出岔，血流如注，蒋说：“把他给我关起来！”这个漂洋过海随侍老蒋多年的老钱，就因为没伺候好蒋介石的而被关5年。[15]

　　蒋经国虽曾留学苏联，后来还是转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国”归队，并向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国时代再三说不。更糟的是，他在蒋介石没清理日本军国主义遗毒的岛屿上搞本土化，直接培育了一连串的皇民化接班人。在脱亚入欧到脱中入北的政治转轨上，台湾通过本土化、皇民化、民主化的现代封建染剂而沦为亲美媚日反中拒统的新殖民地，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认了。

　　对日抗战时期更放大了等候历史裁决的路线分歧。的战略核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演变为“以时间换取盟国胜利”，将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的胜利，而缺乏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战略反攻意志。战后如蒋介石那般依赖美援和日援，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历史解释权，束手就缚在“太平洋战争”叙事框架下的《台北和约》，只不过是惯性使然。

　　所有的卖国者都爱惜片面的既得利益，而不可能基于全民的生存发展，因为卖国交易无法换来全民的独立自主。抗战时期的统治基础寄托在农村封建地主阶级，核心政治权力和金融工商利益则被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世袭垄断，横征暴敛激起民怨，特权固化挤压民生，加上军阀、派系等因素进一步分裂国家整合的可能，造成与人民严重疏离的巨大鸿沟。

　　郭琇琮、许强、吕赫若、吴思汉，这几个在当今台湾社会已然冷却的名字，分别是两位台大医师、一位文艺家和一位学霸。他们曾是“光复初期台湾四大才子”，其共同的人生路径是：抗日→加入→→死难于台北马场町或逃亡中客死。从民族解放到社会解放，他们的殒落，既是的创伤记忆，也是台湾与中国革命血脉相连的证词。

　　蓝博洲老师为吴思汉做传记报道说：“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1943年，吴思汉跳级考入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次年，他穿越朝鲜半岛再过鸭绿江，由东北而华北，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然后继续曲折南下，终于在1945年年中抵达重庆。

　　在日本殖民统治加上皇民化教育的环境下，大多数台湾青年只略闻蒋介石与领导中国抗战，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与延安，也不明白中国抗战有两个战场与两条路线。但他们都明白的是：作为民族解放的对日抗战，欲求台湾的光复，必先求大陆抗战胜利。直到亲历抗日战场后，他们才觉悟：这是一个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双重革命的大时代。

　　吴思汉、锺浩东、李友邦、林正亨、张志忠、林如堉等一众知名与不知名的台湾青年，都牺牲于这种抗战觉悟之下。台北人权博物馆（档案数据库）收录超过13,000笔政治案件资料，被处死（含枪决、狱中死亡）约3,000–4,000人，其中本省籍约85- 90%，外省籍约10-15%；被判刑监禁（含无期、有期徒刑）约10,000-12,000人，其中本省籍约70-75%，外省籍约25-30%。

　　在美军围岛驻岛的环境里，全国反殖反封建的解放进程止步于台海。本省进步青年被肃清，外省来台工作者被断绝，封建性与殖民地性格残余的“中华民国”被代称为中国，被解释为中国人（外省人）压迫台湾人（本省人）。扭曲的族群创伤记忆，自此成为分离主义者反中拒统的心理背景。多年以后，抗战以来的两路之争、两党之争扭曲为族群之争，再扭曲为“两国”之争。

　　然而相应于法西斯与殖民主义升级，以及中国内部两条路线之争的最终解决，台湾有待再次光复。台湾再光复的意义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新标志，这将包括军事文明、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经济与生活文明。

　　整体来说，台湾政客常讲的“主权”和“民主”只能是选举语言，其高度还没超过1895年的“日本总督府”，那正是殖民依附式现代化的悲哀。自1949年惧日崇日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代表蒋介石撤台以来，总督府始终是号令全岛的政治中心。蒋介石死后50年来，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30年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敢于汰换那面政治天花板。

　　改革开放后，大陆以国家力量引导市场，来防止资本取代贵族成为新的封建势力。这种现代化并非资本主义式的封建嬗变，而是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制度反封建化。同时，大陆避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成为附庸，并选择以“中国方案”回应现代化。比如“一带一路”，反映的是一种后殖民时代的平等共生观，拒绝再被西方中心体系吸纳或规训。

　　[2]据前台学院长、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许介鳞揭露，蒋介石负责修改波兹坦宣言后半段，暗含保留日本天皇制的伏笔，并将此情报传达给日皇裕仁，见许介鳞着《脉络记》，台北市：人间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56~58、69页。

　　[5]比如日本驻蒙古陆军司令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1949年8月任汤恩伯军事顾问，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同年10月指挥金门古宁头战役国军部队。日本陆军少将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鸿亮），1950年2月任中华民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后升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岩崎茂，任台湾行政部门顾问，参加2025年6月台北政经学院基金会主办的“台海防卫兵推”，扮演日本组角色，模拟美日同盟如何介入“台海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