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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关闭微博。他称：“喷子们把我的微博当公共厕所，不再参与无意义争论。”

　　事情的起因是，10月25日，身为轮椅旅客，他在深圳机场登机时陷入窘境。航班停在远机位，升降车抵到舱门口，却与机舱地板差了25厘米。轮椅推不上去，腿也迈不过去。

　　他将自己狼狈、丧失尊严的登机体验形容为“连滚带爬”，抨击深圳机场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没人性”。他说，这不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刁难，让他有了引退的念头。

　　个体的发声让日常被遮蔽的群体困境被看见、被回应，本是好事。但不到48小时，加速版的现场监控录像流出，情况急转直下。

　　视频显示，那25厘米确实存在。年过六旬的郑智化尝试拄着拐站立而不得，一名工作人员只能艰难搀扶，抬起他的双腿一点一点挪进舱门。

　　就这样，郑智化的隐私和弱点被赤裸裸地公之于众，舆论反噬而来。因为情绪化的表述，郑智化被绑上非完美批评者的柱子，这场本应严肃讨论的风波沦为一场娱乐化批判。

　　高呼“反转”的网友，有人抠字眼，称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连滚带爬”，有人数有几个服务人员，论证“冷眼旁观”不属实，批判郑智化矫情、煽动情绪。更有甚者，控诉郑智化诽谤，斥责他的愤怒是特权。

　　那25厘米成了文明的分水岭。对残障人士来说，那是身体的坎；对其他人来说，那是共情的坎。

　　郑智化最终道歉。他称“连滚带爬”是一时气愤的遣词，希望不要影响服务人员，并表态：“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

　　可道歉后，风波愈演愈烈，郑智化成为“全民公敌”。关于8500万残障群体困境的讨论，也淹没在骂声中。

　　1992年8月，“92圣火”晚会上，郑智化拄着拐杖站在舞台中央，反复唱出“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那股沧桑倔强、情感浓烈的嗓音打动亿万观众。

　　次年春晚，小品《追星族》中，赵丽蓉一句玩笑让“郑智化”成了全民偶像：“郑成功是谁？——郑智化的弟弟！”

　　此后，《水手》和《星星点灯》传遍大街小巷，“励志歌手”的标签，也紧紧贴在他身上。

　　他两岁罹患小儿麻痹，七岁前只能爬行，经过手术治疗，虽然能站立，但终生只能拄拐行走。

　　但郑智化从未接纳过这个标签。他拒绝将苦难浪漫化，“励志”在他看来，是公众对残障人士的偏见。

　　“智化”取自佛语，用来降服他天生叛逆之气，但他这一生，从没成功“智化”过自己。他另类、自我、孤傲，甚至有点愤世嫉俗。

　　和他的偶像——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一样，郑智化总是一脸不忿地审视善与恶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的歌词像锋利的手术刀，切向社会系统的缝隙，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人性中的虚伪。

　　人们只记得《水手》中“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的鼓舞人心，却忽略了“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对人性贪欲的批判。

　　他写出歌曲《蜗牛的家》，讽刺当年台北飞涨的房价，“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跟不上，飞涨的房价……”

　　他作品中对社会、对人性的针针见血的批判力度，来自于他始终沸腾的情感，敢怒敢言的胆识。

　　但他的表达同时也是情绪化的、激烈的、有漏洞的。因此，他常常因为语出惊人而卷入是非争端。

　　1990年，29岁的郑智化在新加坡宣传新专辑《单身逃亡》，却因为“新加坡让我感觉像个被的男人”的不友善言论，几乎断送了他在新加坡的发展之路。

　　在日益偶像化、商业味渐浓的90年代华语乐坛，郑智化的严肃表达显得格格不入。

　　1998年，他选择淡出乐坛，有人说因为那时他太幸福了，赚了钱，有了爱人和家庭，也有人说，因为他想写的歌已经写完了，他想痛斥的问题也唱遍了。

　　自那时起，郑智化虽然鲜少通过音乐表达，但他骨子里的愤怒没有冷却，他没有停止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2016年刚注册微博时，因为看不惯当代娱乐圈乱象，郑智化发博讽刺道：“这个年头只要上过综艺节目就叫艺人，参加个歌唱比赛就叫歌手！那我今天钉钉子扎到手，是不是也可以自称为耶稣？”

　　不仅讽刺娱乐圈，他还怒批社会乱象。2021年，60岁的郑智化自创一套犀利的书法式点评风格，多次喜提社交账号禁言。

　　这一次，郑智化“口不择言”并不意外。他的表达还是那么犀利、直给，也依旧裹挟着争议。

　　郑智化用“连滚带爬”形容被服务人员“提溜”进舱门时尊严尽失的痛感，这本是玩梗。

　　出自用王世坚金句改编的流行神曲《没出息》，“我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他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目前社会系统的无障碍设施距离真正的平等存在落差。

　　但舆论场彻底失焦，玩起咬文嚼字的游戏，辩驳郑智化登机时并没有真的“连滚带爬”。

　　换言之，如果郑智化当时用“屁滚尿流”来形容自己的登机体验，那么他登机时只有真正地大小便失禁，才能满足看客们的“真相洁癖”。

　　旁边的文字写道：“和所有著名歌手最大的不同，是郑智化关心这个社会，深入这个社会。”

　　童年时期身体的残缺和外界异样的目光，让郑智化敏感而自卑，但他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也让他有一颗超越常人的同理心。

　　除了讽刺和批判，郑智化也有着悲天悯人的温度。他关心那些具体的人和问题，矿工、、打工人……他不高谈理想，而是写下他们的日常与困境。

　　为了解矿工的真实处境，郑智化拄着拐杖，亲自跑去矿区，和矿工们同吃同住了一个月。

　　一位阿婆告诉他：“矿工不是死在坑里，就是伤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都是命哦……”

　　那一刻，郑智化深受触动，“亲人的死去，对矿工而言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最终创作出歌曲《老幺的故事》。

　　他从一位矿工儿子的视角，讲述了父亲葬身于矿难后，他不留恋家乡，只身去往城市打拼的故事。

　　它诠释了矿工悲惨的命运，也揭露了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异化：“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为了缅怀一位因生活所迫自杀的朋友，他写下《堕落天使》，记录她悲惨的命运。

　　在《中产阶级》中，他唱出了都市打工人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的焦虑：“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然而，到了今天，在这起因为“连滚带爬”引发的口水战中，舆论场却将这位昔日多次为底层群体发声的老牌歌手，推向了对立面。

　　大多数网友自我代入机场工作人员的角色，认为郑智化发声是滥用名人效应。作为名人，控诉机场工作人员，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

　　可抛开艺人身份，就事论事，郑智化作为一名轮椅旅客，在这次登机过程中，他的身影颤颤巍巍，站立都无法做到，与行动自如的服务人员相比，谁才是弱势，显而易见。

　　网友也担忧着并未发生的事：郑智化制造矛盾，会导致机场工作人员被网暴，让他们丢饭碗。

　　但郑智化并未指名道姓。监控录像流出前，没人知道工作人员是谁，视频公开后，真正被网暴的却是郑智化。真正能决定谁丢饭碗的，也不是郑智化，而是机场。

　　有人说，残疾人被服务是一种特权，郑智化被四名工作人员服务，更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流出的监控视频经过加速处理，整个过程看似流畅，实际上持续了三分钟之久。郑智化像一件货物，被工作人员围着研究、反复摆弄。

　　对郑智化而言，身体的残缺被注视、被讨论、被视为麻烦，远比跨不过那道25厘米的坎更狼狈，用“连滚带爬”来形容这种痛苦不为过。

　　那25厘米不只是郑智化一个人过不去的坎，它也横在8500万残障人士面前。

　　在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中，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残奥会运动员金晶称，她理解郑智化的用词，身边有残疾人朋友甚至字面意义上连滚带爬进过飞机。

　　她解释说，即便有工作人员在场，服务流程中的迟疑、设备的不完善都会强化“我是累赘”的心理暗示。这种“协助中的屈辱”是健全人士难以体会的隐形伤害。

　　那25厘米的高度差，正是无障碍与有障碍、体面与屈辱、共情与苛责之间的真实距离。

　　陈小萍，和郑智化一样，也是一名残障人士。她患有先天性脆骨病，却乐观开朗，和三位残友一起开着改装三轮车，从深圳出发，跨越28座城市，一路去往布达拉宫，记录残友的励志故事。人们叫她“轮椅上的小仙女”。

　　2021年1月11日，她在深圳宝安沙井参加完助残公益活动后，像往常一样坐着轮椅搭乘地铁回家。

　　因为去往地铁站路上的无障碍通道坡度过高、道路不平，她的轮椅侧翻，重重摔下。送医后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三天后离世。

　　《南都周刊》记者后来推着轮椅实地体验：从她摔倒处到地铁站800米的路上，至少有7处“无障碍通道”不平整或被占用。

　　陈小萍们的悲剧，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中国有8500万残障群体，却鲜少在街头见到他们的身影。

　　如果无障碍通道存在障碍，对于依赖它们的人而言，不仅不能带来安全，反而可能增加风险。

　　而那些不依赖它们的人，却常常选择视而不见。郑智化没有选择沉默，他用尖锐的声音，指出了房间里的大象，也因为此付出了代价。

　　视障脱口秀演员黑灯，也曾多次在节目中吐槽盲道。他说这是“障碍赛跑道”，经常让他磕磕碰碰，还抛出一个炸场爆梗：“某些城市的不锈钢盲道雨后极其湿滑，会让盲人‘瞎滑’”。

　　比如，地铁里分别有两条盲道，一条铺到车头，黑灯调侃：“是让盲人去开车吗？”另一条铺得首尾相连，形成了“盲道闭环”，能让盲人在盲道上玩一天。

　　有的盲道把盲人导到轮椅旅客的无障碍车厢，让盲人们只能站着，说不清是帮助，还是歧视。

　　还有的地铁台阶扶手上刻有盲文“小心台阶”，但盲人必须先走到台阶前，再准确地扶上扶手，触摸到上面的盲文，才能知道这行字。

　　黑灯调侃道：“这些盲道不会是我们盲人铺的吧？”观众笑声四起。笑声里夹着尴尬，因为每一个笑点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荒谬。

　　在这场骂战中，黑灯为郑智化发声：“发现好多人不懂一个事情，人需要尊严。”

　　他举了一个犀利的比喻：“在有门的情况下，只需要把门打开我就可以自己走出去，你说不，今天情况特殊，开门太费劲了，我们安排两个工作人员协助您从狗洞出去，一样的，都能出去。”

　　但太尖锐的声音，总会被围猎，有人在评论区冷嘲：“反正视频出来了，黑灯也看不见。”

　　社会总是期待残障人士坚强、感恩和励志，然而当他们表达不满时，就被贴上“矫情”“不理智”的标签。人们希望他们冷静发声，其实是在要求他们安静受苦。

　　比起纠正他们的表达，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他们要一次次跨越原本不该存在的门槛？

　　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总摇着轮椅到地坛中去的作家史铁生，就写下过类似的呼喊。

　　他不希望自己因为残疾有特殊的便利。他希望音乐厅、体育馆的建设能多考虑残疾人，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想听听音乐、看看球赛，做一些惬意的事。

　　1992年，他在《减灾四想》中写道，自己分到一套新房，设施齐全。可他坐轮椅出家门才发现，楼房林立，却不见一处有轮椅的坡道，截瘫者住在这里，需要有“把牢底坐穿”的胆魄。

　　后来，他在五星级酒店门前看到漂亮的轮椅坡道，感叹：“你们想得真周到。”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无障碍设计，就评不上五星级。”

　　史铁生无奈写道：就算再过一百年，谁也是进出家门的机会比进出五星级酒店的机会多。

　　当时他设想，未来住宅小区的建设能立这样一条法规：“根据下肢残疾者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每一片新建住宅小区都要有相应数量的楼门设有轮椅坡道，或留出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否则视为违章。”